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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初升，福建平和人。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兼任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执行主任。主要从事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对客、粤、闽方言及粤北土话等南方方言音韵尤为熟悉。长期以来密切关注濒危汉语方言，广泛收集、整理和研究域外汉语方言文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言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有着独特的特点，也蕴含着历史、地理、经济等方面丰富的信息，是了解当地风俗民情、文化内涵的重要窗口之一。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庄初升，自2020年开始，连续3年暑假带领博士后和研究生团队，深入庆元黄田、荷地、江根、隆宫、竹口等地，开展庆元方言文化调查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日，庄初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以下为采访实录。

“庆元方言”应该是南部吴语当中最古老的一种方言

记者：是什么触动了您，来调查研究庆元方言？

庄初升：庆元方言作为浙南吴语一个很重要的代表点，其实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国外如日本、韩国的一些学者也来调查过，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文章。我来浙江工作前也已关注到庆元方言的一些特殊现象，比如它有非常丰富的“小称变调”，当然这个主要是基于语言学的角度。2020年，我申请了浙江省哲学社科的一个重大项目，里头就规划了对包括庆元在内的16个方言点进行重点调查。前年我第一次带博士后和研究生到庆元，开始对其中一个方言点——黄田做调查，前后大概有半个月，从字音、词汇到语法，还有口头文化全部调查了一遍。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前人所记录的庆元城关话的材料，包括吴式求先生的书，发现黄田与城关之间差别明显，使我们意识到庆元方言实际上是不简单的。再有呢，庆元方言当中有比较多古代汉语的成分和特点，特别是上古汉语的成分和特点，这个也是一直让我非常感兴趣的。从前年开始有机会3次来庆元调查，我感到很幸运。

记者：长期以来，庆元方言被认为是语言的活化石和样本，同唐朝方言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根据研究，您认为庆元方言对古籍解读、史学研究等是否能提供一些帮助？

庄初升：那是肯定的，庆元方言作为南部吴语一个代表性的方言点，它跟南部吴语有共同的一些特征，但庆元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又跟福建的闽语区交界，所以它保留的古代汉语成分和特点相对较多。我一直认为，庆元方言应该是南部吴语当中最古老的一种方言，至于是不是民间传说的唐宋音韵，我倒不这样认为。庆元方言的古老特征不仅仅限于唐宋，很多实际是上古汉语的特点，就包括它的音韵、词汇含有3000年前汉语的不少特征。比如古汉语没有轻唇音f，今天的庆元方言是有的。古代读b、p、m的很多重唇音的字，在庆元方言里有些已经变成了f或者是零声母，有些则没有变，没有变的这些实际上就是保留上古汉语的特征。当然，庆元方言也有一些语音特征跟隋唐以来的汉语比较吻合，比如它有八个调，就与隋唐汉语的四个调对应得非常整齐。隋唐汉语“平上去入”四个调，在庆元方言里各分为二，变成八个调。从这个声调格局来看，庆元方言确实与隋唐汉语比较接近。庆元方言还有一些特点甚至比普通话要年轻，比如鼻音韵尾的发展变化，普通话有前鼻音-n、后鼻音-ng两个鼻韵尾，庆元方言则只有一个。因此，庆元方言的魅力就在它有很多很古老的特点，又有很年轻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产生比较奇特的一种语言结构特征，但是我们不能说它的整个音系是唐宋音或者是隋唐音。

庆元方言对于解开吴语跟闽语之间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

记者：在庆元方言调查中，哪些事给您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或是哪些人让您感动？

庄初升：那当然是庆元方言的古老性、特殊性，这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隐约地觉得庆元方言对于解开吴语跟闽语之间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还有一个就是庆元当地的干部群众对本土语言文化由衷的热爱，对传统文化足够的重视，让我和学生团队非常感动。我连续三年暑假带多位学生来庆元调查，每次感触都很深刻。实际上我非常忙，过往几十年我调查研究最多的是闽方言、粤方言、客方言和粤北土话，而现在我愿意花更多时间来调查研究吴语庆元方言。

记者：您研究庆元方言想达成什么样的初步结论？

庄初升：首先要完成我主持的2020年浙江省哲学社科重大项目，这个项目要做16个方言点，除了浙江的吴语，还有福建的闽语，安徽、江西的徽语等。通过田野调查收集语料，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分析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和现实联系，同时建立一个吴语、徽语、闽语平行的有声语料库，出版著作或者发表论文，把有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往前推进，这是我一个比较大的构想。当然，除了完成上述项目之外，关于庆元方言可以扩大范围多做一些调查研究，比如编写《庆元方言志》，因为此前学术界对庆元方言的关注始终限于县城，对其他乡镇的方言点几乎没有涉猎。我们先后到黄田、荷地、江根等地调查，以后如果有条件打算再到百山祖、举水或其他乡镇调查。通过比较代表性方言点，来分析庆元方言内部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以此来反映庆元方言的整体面貌。

通过调查发现：庆元方言有三大类

记者：当前庆元方言文化调查进展如何，是否取得一定收获？

庄初升：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庆元方言的调查研究初步形成了一个观感，就是庆元的汉语方言实际上是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以松源镇这种口音为代表的庆元方言，包括荷地、黄田等距离较远的乡镇，实际上讲的也是庆元方言，只是口音有所不同而已，都属于吴方言，这是庆元县的主体方言。第二类是闽方言，而且至少有三个小类，第一个小类是江根的“蛮讲”。“蛮讲”在浙江其他地方也有分布，比如泰顺县，尽管庆元跟泰顺没有直接交界但地理位置相近，江根和泰顺的“蛮讲”是同一类方言，属于一种特殊的闽方言。第二小类在隆宫乡的小林源村和张地村，因为跟福建政和县交界，村民们会讲庆元方言，但第一语言实际上是闽北方言政和话。第三小类是与福建松溪县交界的竹口镇黄坛、新窑、竹中等村，第一语言仍是庆元方言，但不少村民兼通闽北方言松溪话。

第三类就是客家方言，在竹口镇平良村的平岭岗，以及竹中村的黄沙坑，还有十几个老年人使用客家方言，这实际上等于说庆元也有客家方言岛，这在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特别是竹中村黄沙坑，当地有姓刘的、姓邱的客家人，他们的客家话还讲得非常地道、流畅。相传这两个村的人都是广东省镇平县（现蕉岭县）迁来的，已经八九代人了。此外，一直让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庆元的畲族是否还讲畲语。通过向庆元的干部群众，还有来过庆元调查的学术界朋友了解，基本上确定庆元的畲族已经不讲畲话。如果庆元的畲族还讲畲话，那庆元就可能存在第四种方言。

另外，我们还了解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福建松溪县与庆元交界的个别村是以庆元方言作为第一语言。在松溪县旧县乡的黄沙村，因为与竹口镇竹中村交界，到竹口来比到松溪要方便，所以他们第一语言是竹口的庆元方言。还有政和县岭腰乡后山、高山两个村的内部语言同样是庆元方言。我们这次的实地调查很有意义，因为以前没有人提到过闽北其他地方的吴语，此前学界熟知的只有浦城县有半个县讲吴语。换句话说，这两个省的吴语跟闽语的分界线，并不是与省界线完全重合，彼此其实有交叉。

要把吴语、闽语关系的研究推向深入

记者：以庆元方言作为一个样本调查，以点窥面，能否在学术上更进一步拓展，辐射到其他方面？

庄初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庆元在地理上最显著特点就是跟福建省的三个县交界，而这三个县都属于闽方言地区，其中政和、松溪属于闽北方言，寿宁属于闽东方言，它们本身也不太一样。庆元刚好跟这三个县交界，在语言地理上，又涉及庆元的吴语跟闽方言的交界以及关系问题。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关系和现实联系？这不仅是我个人，也是我们整个方言学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想以庆元方言为突破口，拓展到周边的一些县（市、区），把吴语、闽语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这是我更长远的一个打算。

“蕈山话”实质是行业隐语

记者：您曾在不同场合提出庆元方言中“菇类”词汇比较丰富，在这方面有什么研究？

庄初升：使用这些特色词的菇民实际上把它称为“蕈山话”，又称为“菇民话”。严格来说“蕈山话”不是方言，它没有独特的语音和语法系统，只是普通庆元方言中多出了一些特殊词汇，也就是禁忌语，这些禁忌语也称为隐语或者“黑话”。以前学界，还有很多人的观念当中认为，“蕈山话”是菇民为了保密香菇栽培技术而发明的一些特殊词汇。最近通过调查，我初步认为这些禁忌语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菇民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因此对大自然怀有恐惧心理而刻意避免直接说出一些有害事物的名称。

在科学远未昌明的早期，他们认为说出某些词会触犯鬼神、野兽、蛇鼠等有害事物，好像是说什么来什么，因此只好改头换面进行表述。初步来看，“蕈山话”好像较少涉及香菇种植、买卖的词语，更多的是有关野兽、毒蛇、老鼠、鬼神等事物以及柴刀、斧头等常用工具。比较典型的是“火”，菇民日常需要燃火又生怕引起森林火灾，“蕈山话”就改叫“红个”，按普通话说就是“红的”。这类禁忌语在语言学上称为“塔布”（taboo）现象，在世界上生产生活环境恶劣的族群中是非常普遍的。以后如果写有关庆元方言文化的著作，我希望进一步把这个原理说清楚。

既要推广普通话，又要保留传承本地方言

记者：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庆元工作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建立？

庄初升：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早就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下普通话的推广问题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不太显著，包括像庆元县这样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普通话的推广已经很不错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普通话推广的质量。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区），像贵州、云南等省，目前普通话的普及率还是不高。前几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教育部语用司在全国多所高校设立推广基地，希望通过语言文字助力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

在庆元县呢，我认为目前需要着重探讨的是：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跟保护传承本地方言文化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大家知道方言的流失很多程度上是因为普通话的推广，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既要推广普通话，又要保护传承本地方言，怎么走出一条双赢的道路，我觉得这是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一个课题。通过在偏远山区庆元县建立工作站来探讨这样一个机制，再通过政府、媒体、学校，共同努力来营造一种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又保护传承本地语言文化的理念，让这种理念深入人心，这就是我们的初衷。这次除了做庆元方言本体的调查以外，还有一个任务是做庆元的语言文化调查，包括国家语言文字推广的一个社会调查。目前为止已经做了超过50位的深度访谈，涉及庆元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还有一个是问卷，已经完成超过500份，同样覆盖到各类群体和各行各业。

庆元二都戏有可能也是中国戏曲“活化石”

记者：福建省政和四平戏与庆元二都戏之间有没有关系？

庄初升：政和县杨源乡的四平戏是国家级非遗，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地位很特殊，它的唱腔保留了早期四大声腔之一“弋阳腔”的一些特征。庆元与政和毗邻，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庆元二都戏跟四平戏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一种剧种，那么二都戏也可能是一种戏曲活化石。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是猜想。因为我个人最关心二都戏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语音演唱，通过采访庆元本地的许多文化人，发现没有人能说清楚。我也采访过庆元二都戏剧团的杨团长及她师傅，听他们唱了几个唱段，乍一听像是普通话，但仔细分辨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很有可能是早期的一种南系官话音，与政和四平戏的官话音颇为接近。比如说家庭的“家”，它不是念jia，也不像庆元方言的go，而是gia，与政和四平戏一样。这个很重要，需要找戏曲音韵专家来论证，如果论证得出二都戏也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剧种，就可以提高它的文化地位，有利于它的保护传承。